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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3A 照片

 

從天津到香港

上海 1937 – 1939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 我們一家從天津移居上海, 住在愚園路668弄靖園◦  記得有一天父親在街上碰到他的老朋友宋子文, 就請他到家裡聊天◦  我相信就是這次機遇使宋子文決定招募父親為他工作◦

此後宋子文約見我父親和他在海京洋行 (Elbrook Inc. 後改名寇曼公司) 的夥伴 喬治∙寇曼先生, 正式通知征召父親離開現職, 宋子文開玩笑地對寇曼先生說, 如果他持保留意見, 那他本人也有被征召的可能◦
這就是我家在珍珠港事變前從上海移居香港的原因◦

首次見識間諜
七七事變後, 我家回到上海, 日本人已經佔領了沿海省份。 因為公共租界是日佔區包圍的孤島, 它就成為中方和日方地下鬥爭的戰場。 投靠日寇的漢奸被殺和遇刺的消息日有所聞。 有一天我們得到消息說, 湯家表兄弟的一位舅舅陳三才 (Sarcey Chan) 被臭名昭著的日本間諜機關76號綁架, 他原是 Wilfred Wong 先生的生意夥伴, 在中國一家經銷克萊斯勒汽車和弗里吉代爾牌冰箱的美商北極公司工作。 他被控告的罪名是企圖刺殺日本控制下的中國傀儡政權頭目汪精衛。 信息表明三才一直在組織地下力量與日寇對抗, 後來與中統局首腦戴笠在香港會晤, 他被吸收成為上海秘密抵抗組織的成員, 服從重慶方面的指揮。

我的表姐湯靖宇那時是一位容光照人的年青女郎, 又是三才的知己, 由於這層關係, 曾有人動員她也加入秘密組織。 在我父親的強烈反對之下, 她婉拒了這個建議。

說起來真令人難以置信, 這位我們稱為耦生叔叔, 與我們親如一家的人, 原來是秘密組織的一位要員。

我們認識的人當中從未有人猜想過他在抗日戰爭中有什麼作為, 可見他是一位優秀的特工,  可惜被一個雙重間諜出賣了。 他被押往汪偽政府盤踞的南京, 受審訊後判處死刑, 遇害。

三才是清華大學畢業生, 比我父親晚十年, 然後入讀沃斯特工學院, 與我父親的求學途徑相同。 清華後來將他列為『清華英烈』之一, 表彰他為祖國獻出生命。

香港 1939 – 1941

父親決定把母親、我和喜妹帶到香港, 他在宋子文領導下主持中國銀行的一個主要附屬機構。 雍妹、和妹及倫妹只能留在上海。 這個機構叫中國物產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中國物產。 父親任董事兼總經理, 宋子文任董事長。 1939年, 我隨父母親先作了一次考察性的旅行, 在半島飯店住了一個星期。 然後返回上海, 1940年初正式遷居香港, 入住公司為我們租定的公寓裡, 位於跑馬地山村道76號灰樓。 三個妹妹雍妹、和妹及倫妹則留在上海與大家庭的成員一起生活。 我們單元在二層樓, 劉漢堃的兄弟劉漢棟先生住在第三層, 就在我們樓上。 喜妹和我入讀利園山的嶺英中學, 校長是洪高煌。 除了公寓之外, 公司還给我們配備了一輛汽車, 是黑色雪佛蘭四門轎車。 那時香港私家車總數不超過一萬輛, 所以車牌上只有四個數字。 我用這輛車學習駕駛, 領取了駕駛執照, 樣子就像一本精裝的護照。

中國物產公司的小股東包括廣東銀行和其它國有銀行, 上海商業銀行也持有3%的股份。 公司辦公室在中環德輔道中廣東銀行大廈, 父親的一位好友周象賢受任為副總經理, 與父親共用一間辦公室, 因為周先生住在跑馬地鳳輝臺, 他們兩人常常一起從辦公室步行回家。

協和藥廠

宋子文開創的另一項事業是協和藥廠, 中國物產公司持主要股份, 劉瑞恆醫學博士任董事長, 劉是前任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 曾任國民黨政府的衛生部長。

堂姐楊懇

宋子文那時的機要祕書是一位離婚婦人李太太, 本名周月梅, 她的兒子和一位兄弟邁可 (Michael) 都是我堂姐楊懇的朋友 ◦

由於這一層社會關係, 再加上父親與宋子文很接近, 許多朋友都認為我們一定能通過各種渠道打探『內部消息』。 其實父親是有高度原則性的人, 除了『該知道的要知道』的事情之外, 從不利用他的地位打聽消息。

堂姐楊懇 (我稱呼她二姐) 在南京金陵大學畢業後, 不顧她父母的反對加入了中國航空公司,  成為首批空中小姐的一員。 還記得每次飛行前, 祖母總要用高玻璃杯盛滿胡蘿蔔汁給她喝, 據說可以預防頭暈。 因為她是在DC3航班往返飛行於上海和香港之間, 我們經常有機會見面。 後來她辭去了中國航空公司的工作移居香港, 遇見了未來的丈夫林安邦, 安邦的姐姐是騎士伍培的妻子。 二姐的母親不贊成兩人的結合, 專程到香港來試圖阻止這樁婚事, 卻是無功而返。 當她返回上海時, 父親請她將喜妹和雍妹帶回上海, 因為日本侵華戰爭蔓延到香港已是旦夕間的事了◦

珍珠港事變不久。 二姐和安邦不顧女方父母的反對結了婚◦ 他們是日本佔領前最後一對在港英行政部門登記結婚的夫婦◦ 新婚夫婦在九龍伍培住宅的地下室租了一間房作為蜜月屋。 我去那裡探望他們時, 見到安邦的姐姐抱著一個女嬰, 那很可能就是加拿大未來的總督 ◦

伍培先生和他的家庭在珍珠港事變後移民加拿大, 他的名字被誤記為姓氏, 所以他的孫女兒冰枝 (Adrienne) 就成了Poi小姐, 她與一位姓克拉科森 (Clarkson) 的加拿大人結了婚, 阿德蓮∙克拉科森 (Adrienne Clarkson) 後來被任命為加拿大總督, 即英國女王在渥太華的代表, 那時伍培先生仍健在◦

1941年珍珠港事變
12月8日清晨, 警報響了。 我們看到啟德機場方向的黑煙。 人們意識到這不是演習, 而是真槍實彈了, 日本人開始轟炸啟德機場, 戰爭到來了◦
同所有的人一樣, 父母親的第一個念頭是儲存食物和日用品, 所以我們全家出動去了成和道的雜貨店。 在那個時刻, 沒時間挑選想要的東西, 只能在貨架上抓什麼買什麼。 買得最多的是兩樣: 沙丁魚罐頭和厕所用紙! 謠言滿天飛, 無線電廣播是惟一確認戰鬥已經開始的消息來源。 英國皇家空軍 (Royal Air Force) 簡稱 RAF, 綽號 ”跑得快”[註3.1], 根本不是日軍的對手。 地面上有一批志願人員組成了ARP (Air Raid Police), 即防空警察,  在空襲期間幫助市民。 我們把距離最近的空襲掩體叫作地洞, 位置就在山村道與成和道交口的盡頭處 ◦
我們的公寓樓是當時跑馬地最高的建築, 樓後面有一片空地。 英國人就在空地設置槍砲,  把這座樓當作屏障, 所以我們立即成為日軍轟炸的主要目標之一 ◦
日軍越過港灣之前, 必須先清除香港所有的火力據點。 一天夜裡, 聽見砲聲越來越響, 就知道這座樓又成了目標之一。 樓內的所有居民都離開住所朝防空洞走去。 因為沒有電力和任何照明設備, 我們都是互相手拉手走下樓梯。 這樣井然有序撤離的同時, 每個人還要盡力拿一些食物蠟燭之類的東西。 母親拿的是厕所用紙, 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劉家人緊跟在我們後面, 手拉著手 ◦
到了防空洞, 入口處的防空警察告訴我們一進洞就躺下, 不要交談, 不要說話, 以保持地道內的有限氧氣。 他喊道: 多說一句話,  早死一分鐘 ◦”
進洞後最難度過的時刻是想知道是否全家人都到齊了。 數清楚家裡全體成員以後, 惟一可以做的事就是躺下來等待天明。
晨曦終於出現了, 砲聲減弱了, 我們在地上慢慢爬到洞口, 立即注意到灰樓受到不止一次直接轟擊, 幾個陽台被毀, 可是入口處的樓梯未遭破壞。 於是我們回去看看樓層的毀傷程度, 走到樓梯口, 牆上的血跡, 人臉部的殘片, 嵌入牆內的人齒, 都在眼前。 大家都驚呆了。 後來才知道, 這是一位鄰居或鄰居友人的遺體, 他原已同大家一起離開樓房, 到達防空洞之前脫離了隊伍, 又回去取他在砲擊開始前麻將桌上贏的錢。 那是我們所知道的惟一的遇難者 ◦
此後我們意識到即使公寓仍可居住, 日本人可能以英國槍砲陣地為目標繼續砲擊, 所以決定全家搬到父親的朋友周象賢家去住。 我們只能同周家成員擠在一起◦  幸而他們住在一棟殖民地式的城市屋裡,  房間寬敞, 天花板很高◦ 母親和我與周太太母女合用一間臥室◦

未引爆的炸彈
日寇的砲火不斷, 我們能聽到飛來砲彈的呼嘯聲, 接著是爆炸的巨響。 有一天, 呼嘯之聲越來越大, 就是說砲彈越來越近。 屋子裡所有人都聚集在離外牆最遠的房間裡。 突然間我們聽見呼嘯聲, 卻沒有隨之而來的爆炸聲, 只聽到居所後院的夯聲鈍響。
砲聲暫停片刻。 大家在短暫間歇中沖向後院, 看見一個圓形金屬物埋在泥土裡。 這是一枚砲彈的尾端, 未爆炸。 如果這是一枚正常砲彈, 面對後院的廚房早就炸飛了, 而我們這一面的樓房也可能倒塌。
當父母親和周氏夫婦為英軍投降和日軍佔領而擔憂的時候, 我們這些孩子們, 周家的志芳 (Paul)、 美寶、 彼得和我, 也在思考怎樣在以後的砲擊中保護自己。 我們到客廳把所有的沙發翻過來, 前沿落地, 靠背頂端對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防空洞式的隧道, 我們都可以爬進去。 下一次砲擊警報響起時, 就帶了零食和罐裝飲料實施我們的計劃, 在裡面開了一個晚會呢!

香港的陷落
連續幾天砲擊後, 日軍越過港灣, 在北角登陸。 他們先佔據了跑馬地左山的山頂, 而英軍仍然在左山抵抗。 雙方開始隔著賽馬跑道互相射擊。 夜間能很清楚地看見子彈的軌跡。 這種狀態沒有持續多久。 1941年12月25日聖誕節, 日軍開進佔領了跑馬地。 當晚我們從窗口聽到男人被殺害和女人被強暴的哭喊聲。
日本人沒收了所有的私人汽車, 車都被拖到跑馬場。 當我們朝皇家香港賽馬會看最後一眼時, 看到的是賽馬跑道中央一片破車的海洋。

日本佔領下
戰鬥的塵埃剛剛落定, 父親就決定遷到山光道與我大伯同住, 位置就在綽號為 『吃光、用光、 賭光』 的山光飯店對面, 大伯是父親的長兄, 二姐楊懇就是他的女兒◦
大伯的公寓在一座三層樓房的頂層, 我與堂兄彥歧 (我稱他歧哥) 合住一個臨街的房間,  歧哥後來成為一位著名的導演---易文◦
那時歧哥用中文寫短篇小說, 我為他的小說畫過一些插圖。 他與中國地下組織有聯絡。 我們每天都以不同方式獲得一些機密消息, 有時是在前門地板上找到一片不超過兩平方英吋的紙, 上面有十條手寫的新聞標題, 有時是跟著牛奶瓶一起來的。 一個兩個或三個星期之後, 只有九條消息傳過來, 第十條變成一個問題。 一個典型的問題是問跑馬地日本兵站的標誌。 我不知道歧哥怎樣答覆問題, 他自有辦法將答覆送出去。

逃離香港
1942年上半年的一天, 大伯請了一位朋友來吃飯。 客人名叫吳家元, 字季玉。 用餐之前, 我們接到一位女士的匿名電話, 問這位客人是否還在我們的寓所, 若在, 任何情況下不要讓他離開, 等候進一步指示。 同時, 不要開前門讓任何人進來。 沒過多久, 又有一個匿名電話打來, 要求我們詳細描述客人的穿著︰什麼顏色的中式長衫, 什麼式樣的鞋子等等。   又告訴我們午夜時分會有人敲前門, 應該開門。 電話另一端的那個人隨後告訴我們, 日本人剛把客人的照片傳到日軍, 傳令一見此人射殺勿論。 日本人已經確認他是中國地下組織的高層領導人, 負責將許多住在香港的中國要員偷渡到重慶。 我們的居所可能已被日本密探包圍, 所以一旦被發現此人在這裡藏身, 家裡全體成員都要從屋頂設法逃離。
天黑以後, 我們關掉所有的燈, 等待午夜。 午夜正點時有人敲前門, 我們依據指令開了門, 發現眼前站著一個人, 極像是我們那位客人的替身。
這位替身告訴我們, 他要把客人帶走, 趕乘從跑馬地到天星渡口的最後一班電車, 路上逃生或遇害的機會大約是一半對一半。 他還要求我家出一個人跟他們同行, 萬一路上出了事, 可以回來報告。 歧哥自告奮勇隨行。 他們三人上了電車, 真吳先生坐在電車一頭, 他的替身在另一頭, 歧哥坐在車廂中間, 這樣他可以照看兩端。
那時天星渡口的海岸線在德輔道中附近。 電車一到渡口, 歧哥看見四個人跳上電車, 兩個人抓住真吳先生, 另兩人抓住替身。 他們一起跑向去九龍的渡船。 歧哥不能確定這四個人是友是敵, 所以當他回來講述經過時, 大家一致認為全家必須盡快離開香港。 如果日本人發現我們為要犯提供庇護所, 大家都會被逮捕。
後來才知道, 把吳先生抓下電車的是自己人, 他們後來把吳帶到九龍一間安全屋過夜, 第二天早晨, 他坐在人力車上沿彌敦道去了新界…。 他能夠逃脫應該歸功於李裁法。 李表面與日本人合作, 其實是雙面間諜, 他誤導日本人, 說吳先生那天晚上在九龍周象賢家作客, 周在那次砲擊事件後已由鳳輝臺搬到九龍了。 其實當吳先生乘人力車經過彌敦道時, 周美寶正巧在公寓陽台上。 她看見吳先生, 還揮了揮手。 吳先生沒有反應, 以防被人認出來。
作出離港的決定後, 父親因工作關係打算去重慶, 與母親同行,  我是男孩子, 隨時可能被日本人征募, 必須跟他們一起走。
後來得知大伯和他的第三位妻子以及孩子在我方地下組織的幫助下離開香港去了桂林, 又去了重慶◦  堂兄楊恆為了資源委員會的工作先去仰光, 後到重慶◦  堂兄楊恪去昆明參加滇緬鐵路的修建, 後來也到了重慶。 就在昆明的一個教會唱詩班裡遇見了他未來的妻子。   他拉小提琴伴奏, 她在合唱隊唱歌。 歧哥也設法去了重慶。 大家庭的多數男性成員都到了中國的戰時首都, 名符其實是中國的大後方, 而女性成員留在上海, 生活在日本傀儡政府統治之下◦
幸而中國物產公司在越南, 那時稱作印度支那, 保留了一個辦事處, 位於廣州灣的一個邊境城市, 由郁照庭先生主持。 如果我們先去那裡, 就能重新進入中國, 找到赴重慶的途徑。   中國物產駐港人員幫助我們在一艘由香港開往海防的船上訂了一個房間, 兩天後啟程。
航行前一天, 父母親、女傭和我一起打點行李, 乘電車到中環, 在一個三等旅店過夜, 就是按鐘點出租的那種地方, 可是我們別無選擇。
第二天早晨, 我們都去碼頭上船, 每人手裡都拿一些食物飲料之類的東西, 以防船上旅客過多。 我拿的是盛滿了熱水的保溫瓶。 在碼頭上, 突然聽到一聲爆炸, 幾個日本警衛立即拔出槍來尋找出事地點。 大家都朝我的方向看, 只有我自己明白爆炸聲是哪裡來的。 是我的保溫瓶。 我的肩帶斷了, 瓶掉在地上, 爆炸了。   
僥倖的是, 日本警衛看見了發生的事, 卻沒有追究。 否則他們可能把碼頭上所有的人都包圍起來。
經過兩天的航行, 我們到達海防, 繼續前往河內和廣州灣。 當地中國物產的人員幫助我們解決了行李和交通的問題。

 

從香港到重慶

六個月的旅程
從廣州灣出發的第一站是廣西省的玉林, 原有一條砂石路。 戰爭到來時, 路被國民黨軍隊破壞, 以阻止日本坦克行進。 所以這次旅程是靠步行、坐轎、或乘馬車◦  幾天後才到達玉林, 我們租了客店安頓下來。
除我們之外, 還有其他人從香港出發選擇同一途徑去中國內地。 其中有李光昭一家, 李夫人佛吉尼亞 (Virginia) 是周象賢夫人的姪女。 他們的女兒 Maimi Lee  (我們叫她大妹) 戰後贏得李裁法贊助的香港小姐亞軍。 一天一起去田間散步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稻田裡有很多牛, 我們事先得到警告, 不要穿紅衣服。 但是大妹沒聽見, 穿了一件紅上衣, 牛從四面八方跑過來追趕大妹。 我們只得趕快逃命。
因為兩家人很熟, 又是去桂林的同路, 李光昭就同父親商量, 兩家合租一輛客車。 我們同意了。 一切順利, 直到出發那天早晨, 李家人帶了那麼多行李出現了---濾水器, 腳踏車之類的廢物, 連車頂棚都堆滿了重東西。 根本沒有留我們放東西的地方。 這一次我看見父親真的憤怒了, 他決定退出, 讓李家自己走。 我們另想辦法去桂林。
我不記得最後怎樣到達桂林的。 中國物產公司在桂林的辦事處為我們租了一處房子住下。  進城後首先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的戰鬥機在著名的桂林山峰間飛行, 眼中的熱淚不禁奪眶而出。
因為桂林是我方空軍前線基地, 很自然地就成為日本轟炸的主要目標。 我們遭到連續不斷的空襲。 租屋的後院有一條壕溝, 空襲來了我們就躲進去, 朝上看可以看見敵機。
城裡最出名的防空洞是七星岩的一個天然山洞。 洞很大, 裡面有茶館、店舖, 甚至電影院。 在那裡逗留的幾個月中, 白天空襲我就跑進山洞, 夜間空襲就鑽自家壕溝。

七十二彎
我們在桂林住了六個月。 父親決定一起去重慶, 因為桂林離前線太近了。 中國物產公司是中國銀行的附屬機構, 銀行安排我們隨同卡車拖車從桂林到貴州省的貴陽。 車上載的是現鈔。 卡車都是滿載, 我們只好分乘兩輛車, 父母親坐在一輛車的司機旁邊, 我和其他幾個人坐在另一輛車的頂棚上。 我們用帶子拴在一起, 再拴在車上, 防止掉下去。 這可是發明汽車安全帶之前多年前的事。 行程要用幾天的時間。 沿著未舖路面的山路越過著名的七十二彎。 我高高地坐在貨廂頂棚上, 當車經過這一地段時, 能清楚地看見破車的殘骸。 這些車無法通過急轉彎, 直接沖下了山谷。 人的遺體仍留在車內, 任何救援都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能做到, 因為人人難以自保。 父母親乘的那輛卡車開到我們的車的前面, 我們同前後兩輛車都失去了聯絡。
在兩段彎道之間的一段直道上, 忽然發現一輛開得很快的空載的卡車追趕我們的車, 沒有給任何信號就超過了我們。 那輛車到了前面, 突然甩過頭來擋住了我們的前進之路。 我們的車只得停下來, 用石塊抵住後輪防止倒退。 那輛車上跳下四個人, 持槍在手, 毫無疑問其圖謀是我們的貨箱---鈔票。 他們沒想到, 我們車上有四五個武裝警衛, 立即拿著步槍面對他們。  
這是一場對峙。 我相信這些人相互認識, 因為他們開始了談判, 事情未經流血就解決了。  這個插曲耽擱了幾個鐘頭, 父母親乘坐的車早已到達下一個過夜站, 他們等我們吃晚飯,  卻看不到我們的車影。 可以想象他們是多麼擔憂。 當我們終於出現時, 又可以想見他們是何等的寬慰。
我們搭乘的卡車是用汽油起動, 用燒炭氣為燃料行駛。 沒有喇叭。 警告信號是靠司機助手在引擎蓋上敲打。 空襲隨時可能發生, 所以天黑時卡車從來不開照明燈。 一切都靠人的眼睛。
卡車司機的地位就象是一艘船的船長。 一切由他作主。 甚至用餐的飯館也由他選, 大家的食物也由他訂。
公路事件之後, 我們到達貴陽毫髮未傷, 覺得很高興。 在貴陽停留時間不長, 就乘公共汽車向重慶進發。 公司已經在南岸黃角鴨鎮為我們安排了一所獨立的房屋。 房子在稻田中間, 沒有供電, 也沒有自來水, 照明用油燈, 水則由院子裡的井中汲取。 幸好女傭和我們在一起, 買菜做飯幫了大忙。
中國物產公司把我們安排在這裡的首要原因是遭受直接轟炸的機會較少, 其次是因為中國銀行的高層官員都住在汪山, 就在步行距離之內。
要想進城, 先要下山。 可以步行, 也可以騎驢, 或者坐滑杆, 就是一把椅子架在兩根竹杆上, 兩個人一前一後抬著走。 晚間先要買一個火把照亮道路。 到了山腳下, 再搭擺渡過長江, 對岸就是市區。 父親的辦公室在水邊一座樓房裡, 要登上很長一段石階才能到。  

重慶的日子
珍珠港事變發生時, 我正在唸高中最後一年, 所以就進了交通大學為高中未畢業的學生開設的特別班。 那是為期一年的大學預科課程。 交通大學剛由上海遷到重慶, 就在長江邊上的『九龍坡』建校, 離總司令的別墅不遠。 宿舍是用竹子和黏土建的, 而不是鋼筋水泥。  一個房間有三十多個學生, 備有雙層木床。 我們自備被褥、床單和蚊帳。 床上盡是臭蟲, 空中蚊子甚多。 我們稱前者坦克, 後者飛機。 晚間就遭到它們的進攻。 沒有電力, 也沒有自來水。 早晨從井裡取水, 放入明礬淨化, 就用冷水洗漱。 沒有抽水馬桶, 只有室外的茅坑, 朝下看得見蛆蟲在排泄物上蠕動。 從這時起我開始吸煙, 以驅除臭氣。 香煙不是一包一包地賣, 而是一枝一枝地賣。 送人一枝香煙就算是請客了。
因為交通大學是一所國立院校, 我們必須經受嚴格的軍事訓練。 飯廳裡沒有椅子, 只能站著吃飯。 每星期有一點肉食, 我們叫它『打牙祭』。 大街上有幾家餐館和茶館。 學生經常在茶館裡叫一壺本地茶, 逗留幾個鐘頭。 我們就在那裡做功課聊天。
到了週末, 多數學生回家。 先乘公交車進城, 我還要過江上山。 雖說是長途跋涉, 回家總是快樂的。
一位要好的朋友曾坦 (Tony) 的父親是外交部國際新聞局局長, 他有辦法弄到一些國際交流的電影。 一個週末我們決定選一部片名叫 ”戰鬥女郎” 的故事片, 在大學禮堂售票放映。  有人找了一部發電機提供電力。 分配給我的任務是畫海報, 為電影做宣傳。 既然片名是《戰鬥女郎》, 海報最貼切的主題當然是半裸女郎大戰惡魔啦。 這個主題的吸引力是如此強烈, 以至校長吳保豐和院長李諆謀都買了票。 其實《戰鬥女郎》是一艘戰艦的故事, 一個女人也沒有出現。 因為我的海報誤導了觀眾, 你能想像到那一場哄鬧嗎?

大富翁 (Monopoly)
我們在空閑時間裡老是想著怎樣賺點零用錢。 曾坦和我想出一個主意, 把當時最流行的游戲 --- 『大富翁』 [註3.2], 改寫成一個重慶版本。 表兄費成武正在國立中央大學教美術課, 我們可以求他幫助作圖像設計, 還請一位同學陸費明鐘幫忙, 由中華書局有償印刷, 因為他的父親就是書局的創建人陸費逵 (伯鴻)。 聽起來是萬事俱備。 我去找成武哥, 在他的學校宿舍工作通宵, 終於完成了設計定稿。 中華書局拿到藍本, 為我們製出了有限的幾套, 先試探一下市場情況。 困難的一步到來了。 問題是怎樣進行推銷。 曾坦和我決定先與招待所和旅館接洽 (要知道那時候房間裡沒有電視)。 我們去的第一家旅館在北碚, 是由沙坪壩逆流而上的一處郊外溫泉休假村。 我們的推銷方式是在每個房間裡放一套游戲器具。 結果一套也沒賣出去, 可是旅館經理把我們用來作演示的那一套留下來, 抵了我們在那裡逗留的費用!在這次推銷旅行之後, 我們又試了幾處, 可就是沒有人欣賞我們的成果, 只好叫停。 剩下的幾套都散發给朋友了。 如果現在有人持有一套, 那肯定成為收藏家的寶貝, 上面有戰時重慶建築和實業的名稱, 附帶你買下的資產被炸毀的可能性。

黑暗中跳舞
父親赴華盛頓特區任職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後, 我家從南岸山頂的房子搬到半山腰的一所房屋。 那也是一座舊式房屋, 沒有電, 沒有自來水, 沒有下水道。 堂兄楊恪夫婦和他們的新生男嬰同我們一起住。 嬰兒幾個月大的時候不幸夭折了。
一次週末, 包括周美寶在內的幾個朋友想找個地方舉行一次舞會, 一起開開心。 恰好有人找到一間空置的房屋, 我們可以使用, 不過要自帶照明用的蠟燭, 以及手搖留聲機放音樂。 其他人都不知道這房子的位置, 大家同意天黑之前在重慶市中心某地集合, 跟著這個人走。 一切照計劃進行, 這房子原來在南岸, 在黑夜中長途跋涉, 好不容易走到了。 舞會開始前先吃點帶來的食物, 放幾張音樂唱片。 舞會持續到次日凌晨, 人人都很盡興, 因為這是戰爭年代難得的休閒活動。 大家都在地板上睡著了。 黎明到來時, 我朝窗外一看, 大吃一驚。 我看見自家的房子!就在大約一百米遠的地方。 早知道如此, 我就可以省下進重慶城裡再回南岸往返四小時的路程了。

墨水手槍
戰爭期間, 重慶是陪都。 日本人通常派三四架轟炸機每小時正點出動, 騷擾城市的生活,  所以我國政府決定, 如果敵機少於四架, 就不拉響警報。 為了防止地面上發信號, 日間禁止人民穿白色衣服。 警察都帶著裝滿了黑墨汁的手槍, 一見有人穿白衣服或汗衫, 立即用黑墨水噴在那人的身上到處都是。  

 

從重慶到加爾各答

飛越駝峰
那時宋子文是外交部長, 惟一的一位常駐華盛頓特區, 每年僅回國述職一兩次的外交部長。 美國是我們的盟邦, 宋子文受任蔣介石在美國的私人代表, 要確保總值達五億美元的租借物資。 他要在華盛頓建立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 一次回國期間, 他要求父親加入這家公司, 負責領導自由輪組成的船隊, 輪船是亨利∙凱澤 (Henry Kaiser) 在舊金山製造的, 借給中國使用。 父親接受了任命, 隨宋子文飛往華盛頓, 在那裡度過了兩年的歲月。

自由輪船隊將物資從美國運到緬甸仰光, 滇緬公路是與中國後方連接的唯一的陸地通道。 第一艘輪船在舊金山梅森港下水,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馮執政先生的夫人受邀出席授明啟航。 此後, 船隊獲得了媒體的許多報導, 因為我父親要求每一艘船的船長在到達紐約等美國港口之前, 將船體油漆一新。 與其它受戰禍創傷的破舊艦船相比, 我們的船隻就顯得出類拔萃, 鬥志昂揚! 船上中國國旗高高飄揚,使得每一個中國人心裡充滿自豪。

珍珠港事變後, 上海公共租界被日本人控制, 海京公司被日本人當作敵產沒收了。

戰爭期間的1944年, 海京斯 (Huggins) 先生準備退休, 他把公司交給紐約辦事處的喬治∙寇曼 (George Coleman) 和 威廉∙麥瑞爾∙亨特 (William Merrill Hunt) 以及我父親掌管。  艾爾布如克公司就此改名為 G R Coleman 公司◦

戰爭期間中國實施軍事管制, 學生要想出國留學是極為困難的。 由於父親在華盛頓特區工作, 我可能有機會設法取得去美國的簽證。 我最要好的朋友張興, 後來與周美寶結婚, 他正好也在尋找赴美的途徑。 我就想如果我們兩人以實習生而不是留學生的名義申請, 也許容易些。

抗日戰爭勝利

1945年9月, 日本向盟軍投降。 消息傳來的那個時刻仍在我的記億之中。 不必聽無線電,  不用看報紙, 在空襲聲中, 全城所有的燈光突然大放光彩。 慶祝活動自然形成了。 這也使得我奔赴美國的夢想更接近於實現◦

遞交申請並告知父親後, 父親去見宋子文, 把我的意圖告訴他。 宋子文立即與美國國務院聯係, 結果國務卿給美國駐重慶大使館發電報, 批准我們的申請。 這是較容易的一步。 張興和我開始辦理出境簽證, 那才是艱難的步驟。 張興在我之前拿到簽證,所以他比我先走。

為了取得出境簽證, 要獲得多達十一或十二個政府部門的批准。 手裡拿著出境簽證的申請表, 我走遍了每一個部門, 幸運地得到十一個部門的批准,  每個部門在一張紙上蓋了大印。 當我來到簽証發放辦公室請求最後批准時, 櫃台後面的人令人驚訝地只數了數印章的數目, 然後告訴我還缺一個印章。 那時我的耐心已經到了盡頭, 走出來把我的私人印章加蓋上去, 湊夠了要求的數目, 用的卻是與申請人印章不同的另一枚印章。 我回去見那位老兄, 他又數了一遍, 沒有問任何問題就接受了。 幾天以後, 我接到通知, 出境簽證批准了。

下一步是尋求飛越駝峰的途徑◦

中國銀行加爾各答分行經理凌鳳苞是父親的好朋友。 父親請他安排我到達後的住宿。 父親在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經管的自由輪, 在加爾各答卸下租借貨物後啟程返回美國, 他建議我可以等待搭乘這艘船。 這是輪船的最後一次航程, 因為這是日本投降之後, 戰爭已經結束了。 後來得知, 我沒有等那艘船實在是幸運, 因為船在返程途中觸水雷在印度洋沉沒了。

1945年9月, 我來到重慶附近位於長江江心島珊瑚坡上的重慶機場, 登上了中國航空公司的DC3型飛機。 飛機上沒有氣壓調整系統。 為了飛越駝峰, 她要在9000英呎以上的高度飛行, 這時候我才真懂得什麼叫作頭疼。 在空中可以看得到緬甸公路。 飛機在山峰之間曲折而行。 我們在丁羌的軍事機場一條金屬跑道上降落。 飛機加汽油, 乘客吃午飯。   從丁羌到加爾各答的航程很短。 中國銀行有人在機場接我, 凌家好心地安排我在寓所裡與他們的小兒子共用一個房間。 這是與重慶居住環境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 樓房裡居然還有電梯呢。

[註3.1] 英國皇家空軍 (British Royal Air Force) 的簡稱是 RAF,  恰好也是 ”得快” (Run Away Fast) 的字頭◦

[註 3.2] Monopoly 游戲在香港的譯名是 “大富翁”, 1980年代開始在中國大陸流行,譯作 ”強手大亨”◦

3A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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