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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往事重溫
在交接儀式之前, 我們原計劃赴舊金山避開慶祝活動。 不料如珍在辦公室裡被電話線絆倒, 左膝蓋受傷, 我們只得取消計劃, 留在白璧大廈。
我們有一位極好的朋友楊雪蘭 (Shirley Young), 她和第一位丈夫薛喬治的兩個兒子大衛 (David) 和比利 (Billy) 是我們的教子, 她自己是顧維鈞的繼女, 那時正住在香港, 就到我們的寓所來一起觀看交接儀式的轉播。 為古代樂器編鐘作曲的中國作曲家譚盾到香港訪問, 就是她一力促成的。
我知道在美國這樣的情況很常見︰ 妻子是某人的教母, 丈夫却不必是教父。 因此 Shirley 的長子大衛是如珍的教子, 次子比利是我的教子。 她還有第三個兒子道格拉斯 (Douglas), 大家都叫他 Dougy (達吉)。 他們三人到香港來, 都在白璧大廈我們的寓所住過, 所以我們是看著這三個男孩子長大成人。 我們出席了比利在弗羅里達的婚禮, 以及道格拉斯在紐約的婚禮, 只缺席了大衛在魏爾 (Vail) 的婚禮。
在一次到香港的旅程中, 比利想選購一只錶, 我就告訴他, 要盡力發揮討價還價的本領。 他幹得很不錯, 店員已經同意把價碼減半, 但是比利始終沒弄清用哪種貨幣結賬, 只好在商定價格後再詢問店員。

橋牌家庭
孩子們已故的父親薛喬治是一位十分投入的橋牌愛好者, 又是一位全心全意的父親和教師。 他在孩子年齡很小時就訓練他們打橋牌。
比利出生那天, 我們大家正在 Raymond 楊新澤西的寓所裡打橋牌。 雪蘭和我是伙伴, 正在打三無將定約, 關鍵時刻來臨了。 開車送雪蘭去醫院是我的責任, 所以我十分緊張, 雪蘭自己卻鎮定自若, 堅持要把這副牌打完! 我告訴她萬一我駕車來不及趕到醫院, 比利的中間名就可以叫作 “卡普利斯 Caprice)”, 那是我那時駕駛的一輛金屬車頂雪佛蘭汽車的牌子。
1981年, 道格拉斯成為世界上最年輕的終身大師。 薛家父子組成的橋牌隊打了一個又一個比賽。
下面是北美橋牌協會 (ACBL) 網站文章的摘錄︰
1980年代獲得最年輕終身大師稱號的橋牌手, 在國內和國際橋壇上留下了令人矚目的印記 — 他們越來越年輕— 有兩名剛剛過十歲的孩子, 經過競爭進入了十幾位最年輕終身大師組成的榮譽行列。 1980年 比利‧薛 十三歲七個月零四天時成為終身大師。 到了1981年, 十三歲四個月零十五天的安德魯‧考夫曼 (Andrew Kaufman) 打破了遮項紀錄。
1981年, 十一歲十個月零四天的道格拉斯‧薛成為終身大師, 轟動了橋壇。道格是比利‧薛的弟弟, 來自一個出了四位ACBL大師的廣為人知的橋牌家庭。  當ACBL 公布他的成績時, 一位評論者預測這一紀錄可能保持到下一個世紀。
道格的紀錄保持了將近七年, 直到1988年, 十一歲九個月零五天的薩姆‧赫奇曼 (Sam Hirchman) 脫穎而出。

千禧年
另一個里程碑級別的事件是21世紀的到來。 我們決定在舊金山的麗思.卡爾頓酒店 (Ritz Carlton Hotel) 與劉漢棟一家共渡這個不尋常的時刻。 電腦工業憂慮重重的千年蟲並未出現, 令人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Shirley 的第三個兒子道格拉斯 -大家都叫他 Dougy-, 2002年9月與安娜拜爾.馮結婚。 我們接到邀請, 特地趕到紐約市參加婚禮。 紐約廣場大酒店舉行婚禮招待會和宴會的房間都單獨隔離。 這是一次難得的盛會, 使我們有機會重逢在美國生活期間所有的老朋友。

海京公司集團的緊縮措施
我遷回香港執掌海京公司之後, 將公司的英文名稱 G R Coleman & Co (HK) Ltd 簡化成 Colemanco Ltd。 考慮到台灣、新加坡、以及後來在吉隆坡設立的附屬機構, 我曾設想把我們專營辦公器材的公司改名為 “寫字間的未來” (Office of Tomorrow), 結果只有吉隆坡的機構使用了這個名稱。
1997交接之後, 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 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大多數紡織業和成衣業為了節省生產費用, 把製造業移到了中國大陸。 海京集團代理的紡織機械公司都把大陸市場看作一個整體, 計劃建立他們自己的分部。 傳統觀念中的地域性專門批發商的概念不可能存在下去了。 這不僅意味著我們的紡織工業客戶將越來越少, 也意味著我們代理的公司將重新考慮他們的批發方式。 因此, 面對紡織機械領域的客戶下降的趨勢, 我決定逐漸緊縮我們的商務。 福原精機製作所的 S∙福原先生一直希望由海京公司專門代理福原一家的業務, 所以我決定將台灣的分公司出售給當地的經營團隊。 在此之前, 我已經關閉了新加坡的附屬機構, 以及吉隆坡的分部, 起因則是經營方面的問題。
在香港, 海京工程有限公司設立的目的是為紡織業服務, 與海京商業有限公司其它部門分離。 顧浩鋒接替郁照庭擔任執行董事後, 福原方面與他接洽加入他們的公司的事宜, 海京工程公司就此成為由福原獨家控制。
我決定緊縮所有商業活動的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們一直是以財務清單作為惟一憑據從事銀行業務, 這一項權利被取消了。 起因可能是1997交接引起的不安定感, 也可能是因為我的年齡。 我懷疑是後者, 大多數家庭企業的信用指數通常取決於一個人 - 東主。
海京商業集團僅存的業務就是帕克薩 (Paxar) 標誌印刷機器和附件供應。 2005年帕克薩被埃弗莉.丹尼森 (Avery Dennison) 收購以後, 可以期望批發商的業務地位更加鞏固, 所以我決定把商務幾乎是無償的交給黃新強和馬若鷗, 只是疏忽了一點, 未堅持他們不應繼續使用 Coleman 或海京作為公司名稱。

可能是由於新技術的興起和競爭激烈的原因, Paxar 的標誌熱印機器及其附件的生意增長有限。 2009年我獲知黃新強不得不將公司關閉, 首當其沖丟掉工作的馬若鷗健康出現了問題。 2010年初, 若鷗因癌症去世, 令人難過。

在香港的退休歲月
自從2005年我在舊金山做脊椎手術返回香港後, 除了詠芳的生辰慶典之外, 我因為步行困難從未旅行過。 我仍在海京總部保留了一間辦公室, 幾乎每天都去, 主要是處理自己的事務。 每星期我們有一次橋牌聚會, 從下午兩時半到七時半在美國俱樂部和上海俱樂部交替舉行, 然後共進晚餐。 常規的牌手有蔡、吳和劉, 修和喬尼.蔡是替補。 這項活動起始於2005年, 我爭取每星期都參加。
如珍的妹妹如敏 (Emily) 和妹夫托尼 (Tony) 2008 年下半年來香港, 我們邀請他們以及他們的朋友雷蒙德和凱西.顧  (Raymond and Cathy Koo)、簡妮和李書、還有 Joan Chu 一起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利苑酒家用餐。 他們2010年3月再度來訪, 在香港逗留數日, 然後赴杭州和上海。
2010年, 艾米.薛 (Amy Hsieh, 比利‧薛的夫人) 的父母親瓊和鮑勃.拉佛蒂 (Joan and Bob Lafferty) 為慶祝鮑普的七十五歲壽辰, 加入維多利亞女皇號郵輪的環球航行, 3月10日在香港停泊過夜。 我們邀請他們到深灣游艇俱樂部用餐, 他們極為欣賞。 鮑普看見我新購置的相機, 是一架尼康直接點觸屏面的 CoolPix 型, 他非常喜歡, 第二天開船之前就去買了一架。 維多利亞女皇號的排水量達九萬噸, 所以只能在一個集裝箱貨輪使用的港口下錨, 不能進入海運大廈的港口。 郵輪星期三上午八點鐘到達, 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離開, 專用客車將兩千名乘客送到海運大廈, 在市區逗留的時間實在是不多。 第一天如珍與他們在半島酒店見面共進午餐, 然後用整個下午和第二天上午陪他們購物。 我只在他們到港的那天同他們一起用晚餐。
另一項一年一度的活動是余家的到訪。 自從遷出沙田的舊屋, 在聖地亞哥定居後, 他們通常在中國新年之前回來住一個月。 2008年, 凱倫 (Karen) 獨自另外旅行了一次。 每次他們到來, 我們都盡可能安排與他們共度時光, 陪同他們走遍他們喜歡的粵菜和上海飯店。 2010年, 宋瑞頤 (Kay) 與她的兒媳同來與余家共度周末, 因此我們同64年的朋友有一次難得的重聚。

楊氏家族的新生代
從蘆溝橋事變起, 日本全面侵略中國, 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共產黨接管中國大陸, 文化大革命, 香港和澳門易手, 楊氏家庭的兩代人在政治動亂中度過了四分之三個世紀。 家庭的幾個分支在日本侵華後從上海到了香港。 珍珠港事變後他們大多追隨中國政府進入內地。 二次大戰後, 我是全家惟一的一個由重慶出發經由印度和埃及到美國的人, 因為我的行程都在1945年9月日本投降時安排妥當了。 我家的其他成員, 包括我父親在內, 都回到上海。 中國內戰爆發, 共產黨掌權, 部分家庭成員又離開上海到香港和台灣, 也有許多成員留下來, 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
在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的二十年, 我同那裡的親戚音訊完全斷絕。 只有在我回到香港居住以後, 才見到幾位長久未見的親友。 其中一位是辛叔 (雪球) 的長子惟行 (乳名懷柳), 他赴美國途中經過香港;另一位是表兄費孝通, 他應中文大學之邀到香港講課。 二哥楊恪的兒子啟端經過香港赴加拿大, 我與他失之交臂, 未能晤面。 我開始點點滴滴地了解我的親友們在這段時間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辛叔於1951年將他的設計事務移到北京, 成為北京市政設計院的首席建築設計師之一。 他在1959年北京 “十大建築” 的設計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深得故總理周恩來的重視和贊賞。
因為 “一對夫妻一個孩子” 政策的實施, 老一輩的辛叔只有一個男孫。 二哥楊恪有兩個兒子, 歧哥有一個兒子, 楊氏大家庭的第四代總共只有四個男孩子。 二哥的長子啟端在孝通表兄幫助下赴加拿大。 他已婚, 有一個女兒。 他在中國的弟弟也沒有兒子。 歧哥惟一的兒子見平 (Michael) 赴澳大利亞攻讀醫科, 現在布里斯班 (Brisbane) 行醫。 他的兒子Samuel到目前為止是楊家第五代的惟一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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